报载，一名国民小学家长在社交媒体投诉，孩子的马来文教师两个月未正常进班授课。教育部长法丽娜留言追问：“哪一间学校？”问得直接，但若只停在追问校名，仍只是个案。值得教育部追问的，是这样的课室究竟还有多少。
多年来，我在独中处理插班申请，常与来自国民中学的家长和学生面谈。问他们为何转校，一种说法反覆出现：老师去开会、培训或参加活动，课堂无人代课；有时老师没有进班，无人交代。再问那一节课怎么过，答案往往只是聊天、嬉闹、自由活动。听过一次，可以当成个案；多年一再听见，就不能视若无睹。
我不愿因此否定整个国民教育体系，更不能抹煞许多认真尽责的教师。问题不在于把所有教师一概而论，而在于制度是否容许长期缺课、监督失灵与无人补位持续发生。真正付出代价的，不是官员，而是坐在课室里等待老师的孩子。
这不是空泛的忧虑。2023年，沙巴3名学生因英文教师7个月没有进班授课而提告，在高庭胜诉。法院认定相关教师、校方及政府方面违反法定责任，并侵害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当学生必须走进法庭，才能证明“老师应该进班教书”这件最基本的事，教育制度便须重新检视自身。
制度失灵才是问题
疫情更把问题放大。世界银行指出，马来西亚疫情期间学校停课累计约42周，属区域内最长者之一。当年我掌校推动网课，最担心的不是平台有没有开，而是老师有没有真正教，学生有没有真正学。因此排课、观课、点名、追踪出席，一样不能少。孩子的教育不能等，更不能用“停课不停学”的口号掩盖没有发生的学习。
教育部经过多年调整，2026年终于把学年重新拉回一月开学。时间表可以恢复，失去的学习却不会自动回来。世界银行资料显示，疫情前已有约42%的马来西亚小学高年级儿童未达基本阅读能力；PISA2022年成绩中，我国15岁学生的数学、阅读与科学平均表现也都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数据不能简单归咎于教师，但至少提醒我们：学习危机不能再靠口号掩饰。
我常感慨，家国不幸，始于师堕。这句话不是责骂教师，而是提醒教师之于国家的分量。医生失职，伤的是病人；工程师失职，危及建筑；教师若长期失守，受损的可能是一代人的能力、志气与人生选择。尤其是家庭资源不足、无力补习、也没有其他教育选择的孩子，他们最依赖的，就是每天准时走进课室的那一位老师。
转校孩子寻找出路
我在独中工作，从不把国民学校的问题当成别人的家务事。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孩子。我看过一些学生在国民中学失去学习方向，转入独中后重新站起来；也看过一些孩子来不及转身，便提早离开校园。每次面谈，我看到的都不只是一张插班表格，而是一个家庭正在替孩子寻找第二次机会。
教育改革需要蓝图、课程、数码化，也需要人工智能。但所有宏大的愿景，最后都必须接受一个最朴素的检验：明天早上，老师会不会准时走进课室，把那一节课好好教完？如果连这件事都守不住，再漂亮的教育愿景，也可能只是挂在墙上的标语。
所以，当部长再问“哪一间学校”时，我更希望教育部多问几句：老师为何没有进班？谁负责监督？谁安排代课？失去的课时如何补回？长期缺课为何未被及早发现？家长与学生投诉之后，有没有一套追踪到底的制度？
教育的本质，不是替制度保存体面，而是替孩子守住未来。若一个孩子每天背著书包进校门，最后只能在没有老师的课室里消磨青春，那不是孩子不努力，而是我们这些大人失职了。
2026年8月23日发表于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浑忘春秋》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