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中的中华文化情怀 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一、 前言 俗语说：“有井水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存在。”也有人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华文教育。”因此，有华文教育的地方，就一定有中华文化。就以东南亚来说吧，华人的人口数量，根据笼统的估计，应当在三千万以上，而在所有东南亚国家当中，真正还能够算得上保有中华文化传统的华人，大概就是马来西亚那拥有五百万人口的华人社群了。 也许有人会问，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七十五，堪称“华人国家”，难道这么高比例的华人人口还没有能力传承中华文化吗？事实上，新加坡的华人，在这二、三十年来，由于受到该国政府“英文至上”教育政策的影响，经过一代人的思想熏陶，基本上已经完全洋化了，又怎能寄望他们还能保存华人文化与思想，以突显其应有的华人文化色彩呢？ 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之所以还能保住，以及还有能力传承中华文化，与其它东南亚国家相对而言，那是因为我们还保存了完整体系的华文教育。环视整个马来西亚的国土上，这里矗立了1284所华文小学、60所华文独立中学，以及三所华文大专，如果问我国华裔先辈为后代遗留下甚么文化遗产，我想就是以上这一千多所初等与中等的华文学校，以及近几年才成立的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及韩江学院三所高等华文大专了。 然而，由这一千多所华文学校连贯起来的华文教育体系，在我国教育的发展历程中，是否就能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呢？随着时代的演进，我国华文教育所承受的办学压力与时代的考验，已经越来越沉重了，华社除了要适应地球村时代整个教育观念的变迁之外，还要面对来自国内政府限制发展的考验，因此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华文教育在我国尽管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辉煌历史，但它曾经面对过的考验及其所承受的苦难，绝非局外人所无法能体会的。 马来西亚的华人是中国地区以外活得最像华人的，因为与其它国家的华人对比之下，我们还能保有比较完整形态的中华文化色彩。换句话说，我国华人之所以能够在这块土地上以中华民族后裔精神面貌谋求安身立命，并且在融入本地区多元民族的社会中，还能继续传承本身的文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放弃本身的母语教育──华文教育。 审诸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历史，乃知华文教育经历了各个时代的考验，写成了一段又一段悲壮且可歌可泣的历史，先辈们在捍卫华文教育的行动中，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从而换取了发展华文教育的机会，为我国华人传承中华文化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我国华人如何在捍卫与发展华文教育来传承中华文化，以及维护民族特征的事实，并探讨华文教育在我国国民教育领域上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意义，以及促成多元色彩的马来西亚国家文化所应扮演的角色意义。 二、 政治企图、种族情绪与文化教育的关系 我国华文教育的产生，乃因应当年远离中华祖国的华人移民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迫切需要。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到底已有多少年的历史？有些学者认为最早可以推溯到1819年槟城出现的一所“五福书院”，也有人认为华文教育的开始可以推溯得更早，即在1815年间，在马六甲就曾有基督传教士创办华文学校，可惜并没有流下凿确的历史证据（注1）。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当时的华文教育并没有形成规模，只是附属在当时的华人乡团里，而英国殖民政府对它只是采取放任的态度，不加干涉。 清代末年，中国的政治发生重大的变局，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人士康有为逃亡海外，辗转来到马来亚，继续宣扬维新变法，基于政治的考虑，康有为也把维新变法时的教育改革观念带来马来亚，对这里的教育思想的变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之后，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派人士也为避免清廷的追捕，相继来到马来亚，也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对本地区的华文教育的改革也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作用，因此，维新派与革命派人士一方面针锋相对，两者互相进行斗争，以博取海外华人的支持，对于两者在互相斗争的过程中，在教育思想上，对本地区的华文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并促成了现代化的华文学校的产生（注2）。后来孙中山革命成功，缔造了中华民国。1919年，中国又爆发了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中国从改朝换代到批判传统文化这一连串伟大的历史性运动中，其反帝国、反封建的斗争思想也散播到当时马来亚华社中，英国政府基于华人在此地所开展的民族教育将不利于英人的殖民统治，因此，就对当时华人的教育进行了有意的干涉，企图达致监控的目的。1920年，英国殖民地政府颁布了《学校注册法令》，正式以法令的形式来限制本地区的华文教育的发展，我国早期的华文教育就此结束了自由发展的命运，从此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限制发展。直到国家独立后，华文教育遭受限制发展的命运不仅没有因为新兴国家的创立而令华人感到振奋，反而继续受到作为主人翁的新国家政府的打压，直到1961年政府颁布了《1961年教育法令》，企图以法令条文来限制华校的发展（注3），甚至要走向单元化教育的“最终目标”（注4）。 从1961年1996，在这三十多年里，华社不断地对政府要求删除《1961年教育法令》里对华小不利的条文。经过了长时间的争取，我国政府在通过《1996年教育法令》时，上述法令的条文里虽然表面上不再出现这种不利于华教的条文，可是当局却把之前不利于华教的单元化教育精神以巧妙的文字融入了新的法令条文里，因此，华教（注5）人士对此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一直要求政府公平对待国内各族群的教育。数十年来，华教人士对政府当局展开各种合理的抗争，也因为华教人士坚决捍卫民族文化的崇高精神，至少还能维持华文教育的继续发展。华教人士坚决认为，一个民族的教育与它的语文、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颠扑不破且放诸四海皆准的道理。华教人士敢于向政府正面地争取发展华文教育，主要有三个合理的依据，即： 一、国家宪法第152条文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但它也附有条款说明：“……除了官方用途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禁止或被阻止使用、教导或学习其它语文。”（注6） 二、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6条表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基于人权宣言而制定的民事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第27条写到：在拥有少数民族的国度内，其少数民族的道德、宗教与语文是不容抹煞的！他们和其它的民族一样，应有权享有自己的文化与宗教，应用自己的语文（注7）。 三、《1957年教育法令》第二条文表示，“旨在建立一个能为全体人民所接受并满足人民一切需要的国家教育制度，促进人民本身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达致一个以马来文为本邦的国语，同时维护本国境内定居的其它族群的语文和文化。” 很不幸地，在1969年我国发生了一起黑色事件，那就是“五•一三事件”，这一场事件后来导致成为政府当局制定了“国家文化政策”的根据，上述文化政策内容主要有三点，即： 一、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的文化为核心； 二、其它适合及恰当的文化原素可被接受为国家文化者的原素，但是必须符合第一及第三项的概念才会被考虑； 三、回教为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原素。 主张国家文化应走多元路线以及关心华人前途的华教人士认为上述国家文化政策将把我国引进了一个狭隘且极端的单元文化的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所谓的“国家文化”是纯粹突显马来人文化及回教思想，对其余种族的文化思想则以外来者而予以排斥，无形中对其他少数民族做出了严重的文化压迫，华社在经历了十余年后，后来趁着政府提出检讨国家文化政策的要求，乃向政府发表了《1995年全国华团联合宣言》（注8），向政府表达我国华人社会对种族极化的严重性、人民贫富的极化日益加深、我国自由及民主的受到侵蚀，以及对国阵政府（案：我国当今的执政党名称，由15个成员党共同组成，全称为“国民阵线”。）和以华人为基础的政党失望等心声（注9）。 我们从以上各种事件的发生对华社所产生的效应来看，可以发现只要牵涉到教育和文化的课题时，往往就会导致产生种族情绪化的对峙关系。从政府立场来看，确实是要塑造一个能够团结多元民族的国家，他们也体认到也只有从教育上着手，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但是，在单元化的思考模式之下，发展国民教育与传承各民族的母语教育往往就会产生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从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现象，因此，从英国殖民地政府的时代到后来国家独立之后，对于政府在教育上的种种措施，我们都注意到当局所谓的“团结多元民族，塑造具有马来西亚色彩的国家文化”，却以种族政治为出发点，陷入了可悲的狭隘种族情绪的框框里，难怪华社人士对政府的政策，总是会将之理解成政府处心积虑要贯彻单元化的种族政策，从而实现其同化的终极目标。 当政府当局锐意将我国塑造成单一色彩的回教化国家时，反映在国家教育政策上的指导思想，就自然出现了“单元化”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始终离不开大马来人主义的思想框框，然而我国毕竟是一个多元文化色彩浓烈的国家，外来移民除了华族之外，还有印度人，与马来人构成了我国三大民族，从马来亚过去的历史来看，英国人为了要发展马来半岛的经济领域，大量地从中国及印度引进劳工，这些外来者经过繁衍，在上个世纪中叶时，外来人口的比例已超越本土的马来人人口，对马来人而言，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一种威胁，这种威胁一方面来自于政治上的压力，另一方面来自于文化的压力。 另一方面，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分化各族人民以达致其统治目的（注10），并通过法令的制定，在教育上极力强化英文教育和马来文教育，独立之后，在过渡的十年内（注11），一方面保留英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马来民族在取得绝对的政治优势地位之后，也继承了英人在教育思想上的单元化思想，我国主导性的教育从英文教育后来逐步地过渡到马来文教育，至于华文教育及淡米尔教育则逐渐被边缘化，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情况下，作为建国民族之一的华人，基于本身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和母语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公平对待，自然而然起而捍卫，就此展开了数十年争取民族教育权益，以及要求合理发展民族文化的抗争运动。 三、 维护华文教育与捍卫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华人很早就知道民族文化赖以传承的根本在于教育的道理，因为只有通过知识的传授，才能掌握文化的命脉，既能掌握文化的命脉，就能保证民族的尊严受到肯定。而作为我国政经文教的主导民族──马来人，也流传一句格言：“语文是民族的灵魂。”（Bahasa Jiwa Bangsa）因为民族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一个民族无法以本身的民族语言来进行沟通，又怎么能寄望这个民族能传承本身的文化思想呢？ 从我国华文教育过去的发展历史来看，华教基本上是处在一种外部压力与内部矛盾的双重隐忧情况下的发展格局。所谓外在的压力，很明显的就是前文所述政府当局基于“团结各民族”的政治要求，对华教所做出的限制发展。 至于内在隐忧则是指华社人士中对发展华教的不同看法，基本上有两种明显的观点，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阶级。第一种是来自政府当局的华人政党人士的看法，由于要维护本身的政治权益，他们都倾向于妥协的态度，主张通过“协商”的精神向政府当局争取华教的发展的空间，这一派人士以马华公会（注12）为代表。第二种则是旗帜鲜明的华教人士，他们主张争取平等的华教地位，在争取态度上显现出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忧患意识，他们敢于向当局表达看法，这一派人士的精神领导机构就是“董教总”（注13）。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1961年华文中学改制后的历史，当时全国共有五十四所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变成了英校，经过了数年的影响渗透，又从英校变成了马来中学，站在民族感情的立场来看，这是我国华文教育历史上所遭遇到的“空前灾难”，因为华文中学不保，接下来华文小学就无从衔接中学的教育，华教界明智之士都深感华文教育的沦陷将不利于母语教育的发展和华族文化的传承，因此，那些不接受改制的少数十六所华文中学，以及改制后的华文中学又再复办起来的华文独中，经历了十余年的挣扎图存，终于在1973年在怡保发出了华文独中复兴运动第一声，尔后全国董总也配合行动，复兴独中之势，如燎原之烈火，蔓延全国，一方面向当局表明了申办华文教育的尊严不可侵犯，另一方面矢志通过华文教育来培养华社接班人，同时也向政府表示通过母语教育也照样能够为国储才，协助国家迈向现代化的发展里程碑。 当局以为华文中学在走向改制之后，那些原本不愿改制的华文独中一定会自动消亡，不料在全国华社人民的发奋挽救之下，华文独立中学不但没有灭亡，反而起死回生，并且还奠定了更扎实的发展基础。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华文独中得以继续发展，华小在延续母语教育方面就找到了一个合理依据，从而保住了华文教育原有的完整体系（注14）。因此，华文独立中学被誉为华人文化的“堡垒”，实不为过。 因此，华文教育在我国虽然是经历了艰苦的发展过程，但是就整个华族文化的保存、民族特征和心理、华社生活的精神面貌等来看，华人能够继续使用本身的民族语文来吸收知识与掌握技能，基本上整个民族的文化大致上还是能够继续传承下去的，并且还有能力消化他族的文化，从而塑造出能适应本土化的中华文化。 然而目前的华文教育仍然存在了许多的发展问题与客观环境的挑战，华社基于文化的传承不可断的庄严理由，仍然咬紧牙根坚守华文教育的发展基地，因此，华文教育在我国华人的主观要求之下，还是有其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虽然华文教育的课题经常成为我国政界的政治筹码（注15），但是在这个夹缝中，它在我国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四、 发展华文教育与开展多元文化的愿景 我国华人在向政府当局争取发展华文教育，以传承民族文化，并协助国家栽培人才，原是无可厚非的事，然而政府当局基于塑造一个单元化的国家文化形象，这与我国多元民族所要达成的多元文化理想基本上不相搭调的，尤其对于各民族的教育诉求，却揉进了种族情绪和政治企图等因素，使到华文教育在争取发展的征途上增添了几许的波折，这种现象从国家独立之前就已存在，独立后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每当政府针对教育政策提出任何改革时，总是会挑动华社最敏感的神经线，因为长久以来的政府对教育走向单元化的理想始终没有放弃，这可从诸多的事实得到印证（注16）。因此，与许多国家的教育情况比较起来，我们发现我国的教育发展，正好突显了作为支配民族的马来人与被边缘化的华人在面对塑造国家文化上，出现了多元化与单元化的拉锯战。然而多元文化的发展正好反映了当前世界的潮流思想，就是在地球村的时代，强势的西方文化取得主宰的地位，正迈向发展中的东方国家为融入世界潮流的时刻，也标榜本身的文化特色，从而走向强调多元文化特色的道路。因此，无论国际间的文化发展走向如何，多元文化并存的理想确实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的。 另一方面，我国华人虽然在教育上的权益一直受到当局刻意的忽略，但是作为中华民族后裔的我国华人，仍然为祖先源远流长的优秀文化而感到自豪，相对马来文化而言，无异于高位文化与低位文化的对比关系（注17），因此，在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之下，对于维护本身的教育权益是绝对不会放松的。当然，华人要求保存本身的民族教育，以求传承本身的民族文化，这与当局所谓的种族沙文主义或极端思想（注18）根本就是毫无相干的。华教人士认为捍卫华文教育与促进国家多元文化的发展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多元化，原本就是一种自然的演变及文化特征的肯定，这种多元化的理想是一种融合，并不是分裂，而且融合的结果，还可以丰富及平衡多元民族国家中个别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注19）。世界文化大会也曾宣布一个国家文化政策的原则： 文化特质并不会阻碍，反而是丰富了世界性的价值并团结人民。因此，当不同的文化传统同时并存时，我们必须承认文化特质多样化的事实，而这正是文化多样化的净化……。 基于上述原则，我们认为保护、鼓励及丰富每个人的特质及文化遗产，并绝对尊重及欣赏少数民族之文化以及世界上其它的文化。对任何一个族群的文化的忽视或摧残是人类的一大损失（注20）。 因此，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虽然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虽然存在着许多挑战因素，但是在国家教育体系内，它仍然是一个国民教育体系中一个独特的一支，虽然华人在国家政经文教方面还可以发挥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华文教育的发展仍然必须面对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也揭示了我国各民族在教育与文化上对于权利义务必须一律平等的要求，也是华教人士对于追求多元文化平等共存的终极关怀情操。 五、 结语 我国华文教育是当今世上除了中台地区以外，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支华文教育体系，它的存在，决定了我国华人得以继续传承民族文化；它的存在，也显示了海外炎黄子孙一方面不忘祖先遗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并认为传承文化与个人的生命价值是同比重的，因此即使在最艰难的环境之下，也要寻求发展和延续，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中华文化中那种温和的民族气质，正是促使我国各族人民在面对时代竞争时应有的民族性格。 虽然现今中国的崛起对海外中华民族提供了面向时代考验的信心与勇气，我们也感受到随着中国在政经文教方面在国际舞台的卓越表现，给海外的炎黄子孙莫大的荣耀，但是我国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各民族虽说强调和平共存，并矢志追求平等互惠的原则共同达致迈向国家宏愿的目标，然而我国在处理种族关系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无法解除的“魔咒”，因此我们不排除在处理各民族教育方面仍然存在着无法消除的恐慌与偏见，这是我国华教人士在寻求发展华文教育时所要面对的瓶颈问题。 我们应该有这么样的体认：华文教育在我国已经走过了一百八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它从最初传统的私塾教育，到清末时期的学堂教育，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在教育思想上，从最初的侨民教育发展成为国民教育，虽然在提倡教育的本质上比起从前已大不相同，但是对于传承中华文化的信念，以及坚持以华族母语作为教学媒介语，多少年来，始终是华社所坚持的，而我国华文教育之所以能够堂而皇之的矗立在我国这一块热带国土上，就是我们没有忘记祖先文化之根。 2002年12月19日 2004年9月29日修改 注解： 注1.  我国华文教育的起源，传统上有以下三种说法，即：一‧十八世纪说：乾隆（1736－1795）初期，槟城就有私塾出现；二‧1819年槟城华人创办五福书院，普遍上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华人旧式学堂；第三‧英华书院说：1815年，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教士创办英华书院，然而英华书院到底是怎样的学堂，是否华校，仍不可考。因为根据一份在1818－1820年马六甲出版的教会季刊Indo-Chinese Gleaner所提供的数据，1815年马六甲有九所华人私塾学堂，证明在十九世纪初叶，马六甲华族社会已拥有相当数量的私塾，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马六甲、槟城及新加坡是我国最早开发的三个地区，也是华族南来之际最先落户聚居的“第二故乡”，远在十八世纪末叶，华族在此地的人口达到千人以上，应该有环境、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文化习惯，为族内子弟兴办私塾学堂。参看郑良树着《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出版，1998，第1－11页。 注2.  莫顺生着：《马来西亚教育史》第15－20页。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林连玉基金出版（2000）。 注3.  《1961年教育法令》中最令华社人士感到震撼和担忧的是其中第21条（2）的条文，因为该条文赋予教育部长权利“在适当的时候将国民型学校改为国民学校。” 案：国民型学校与国民学校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华文、淡米尔及英文源流的学校，至于马来文学校则被定为国民学校。 注4.  《1956年拉萨报告书》提出有关国家教育政策的“最后目标”：“本邦教育政策之最后目标，必须集中各族儿童在一个国家教育制度之下，而在此制度之下，本邦国语（马来语）成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惟本委员会承认，欲达到此项目标，是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这个“最后目标”引起了华社的强列反对，当局在沉重的压力舆论压力之下，承诺不会将之列入《1957年教育》的条文内，然而却出现在《1961年教育法令中》的条文中，诸如第21条（2）赋予教育部长权利“在适当的时候将国民型学校改为国民学校。”，以及第26条（A）赋予教育部长有权解散国民型学校的董事会。参看莫顺生着《马来西亚教育史》第66页。 注5.  我国华社对“华文教育”的简称。 注6.  柯嘉逊着：《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第139页，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1991）。 注7.  同注6，第204页。 注8.  《1995年全国华团宣言》是一份以民主人权为依归，冲破种族界线全面提呈对国家重大问题的看法，是一份划时代的历史文献。上述宣言由27个华人社团于1985年9月15日联合签署，同年10月12日公布发表，内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文教育等事项的建议与要求。参阅《董总三十年》中册第490至496页，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出版（1987）。 注9.  同上注第490页。 注10.  英国殖民政府统治马来亚的主要目的，是要取得这里丰富的资源，为了顺利达到这个目的，英国殖民政府采取了拉拢马来统治层和保护传统马来社会结构的政策，为防止急速发展的经济影响到马来传统社会的结构，英国殖民政府推行“分而治之”政策，分化各民族，同时以职业来区分各民族的经济活动领域，故马来人多以农耕和捕鱼为生；华人多从商和经济锡矿开采；印度人则多从事园丘工作。这种“分而治之”政策后来也成为了我国各民族关系两极化的祸根之一。参阅《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邻国史》第137页，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纂（1999）。 注11.  我国独立时期所颁布的《国家宪法》里，明文规定“在独立的10年内，英语和马来语是官方语文，不过在1967年后马来语将是唯一的官方语文。” 注12.  马华公会为我国最大的华人政党，也是执政党国阵的成员党之一，创立于1949年。党员将近百万，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华人政党，仅次于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国民党。 注13.  董总全名为“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成立于1954年，是由各州华校董事会联合会或董教联合会组成。教总全名为“马来西亚华校教师公会总会”，成立于1951年。两者合称为“董教总”，是我国华文教育的华社“民间教育部”。 注14.  我国华社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从初等到高等）最初完成于新加坡南洋大学创立以后，这是中国海外地区华人在母语教育上最引以为豪的文化壮举。1961年教育法令通过以后，许多华文中学改制，中等华文教育失去了半壁江山。于1965年脱离我国的新加坡政府在1980年以后，将南洋大学改为日后的南洋理工大学，只接受政府考试的高级教育文凭资格，不承认华校高中文凭作为入学资格，成为一所纯粹的英文大学。我国高等华文教育就此夭折。进入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以后，我国政府基于政府利益的考虑，允许华社申办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韩江学院等校，我国高等华文教育勉强建立起来。因此，算起来，我国华文教育的体系还算比较“完整”。 注15.  我国华人人口比例虽然逐年下降，然而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仍然是相当显著的，因此华人的选票一直是当政者所关注的，为了拉拢华社以取得政治利益，华文教育的课题往往成为历届全国大选时政治人物在笼络民心时的政治筹码。 注16.  1983年的“3M课程”事件，企图将华小的课程的教学媒介语改成马来语；1987年的“调派不谙华语的马来人到华小担任高职”，企图从行政结构上改变华小的存在特征；1999年提出“宏愿学校”概念，欲将国民小学、华文小学、淡米尔小学共置于同一校园，虽云行政各自独立，但是华社仍然坚决认为这是企图消灭华小的征兆，反对到底，至今仍不了了之，等等。 注17.  南京大学汪应果教授于今年4月3日莅临韩江学院主持《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如何面对挑战》讲座时表示中华文化属于“高位文化”，马来文化则属于“低位文化”，可是两个种族在政治低位的对等关系正好是成反比。 注18.  自从华社爆发反对“宏愿学校”事件之后，首相及政府决策者对华社中的反对机构及领导人士（董教总人士）妄称为“极端份子”，甚至将之与“共产党叛乱份子”相比。其高压之势，表露无遗。 注19.  1982年由联合国文教组织在墨西哥举办的世界性文化政策大会曾基于民主及进步的原则定出一国之文化政策。大会毫不犹豫地对多元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的多元性──一种自然的演变及文化特征的肯定──其实并不是分裂的因素，相反的可以丰富及平衡文化，这从南北及争取独立成功的年轻第三世界国家的例子看出，而且也减少了早期分裂他们的族群及区域性的差别……各族群积极地参与国内的文化生活对国民融合及团结是有利的。”参阅《国家文化的理念》第32页，陈祖排编，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1987）。 注20.  同注19，第33页。 南京大学姚松教授评语： 基本勾划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历史、现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进而说明了马华之所以较多较好地保存中国文化传统的原因。由于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研究论著已很多，要想写出新意较难。 参考书目

序	书名	作者 \ 编者	出版社
1.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郑良树著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1998）
2.	《马来西亚教育史》	莫顺生著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林连玉基金（2000）
3.	《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	柯嘉逊著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91）
4.	《董总三十年》	董总出版组编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87）
5.	《国家文化的理念》	陈祖排编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1987）
6.	《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	林水豪（木旁）、何国忠、何启良、赖观福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
7.	《马来西亚及其东南亚邻国史》	马来西亚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编纂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