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乡，经过新村里的小学母校，我总会多望一眼。当年千余名学生分上下午班上课的热闹，已经远去；如今母校成了微型华小，校舍依然整洁，设备也完善。最令人难受的，恰恰是学校看起来什么都有，却少了记忆中那些挤满校园的孩子。
最近脸书流传全国华小统计图，各州合计1304所。这是华社百余年积累的家底。然而，教总今年初报告以去年11月底为准，剔除一所停办学校，列出1303所华小，其中653所学生不足150人。约半数已是微型学校，整齐的数字背后，处境并不安稳。
身为笨珍县发展华校工委会秘书，我对这种沉重并不陌生。县内25所华小，18所属于微型。走进这些校园，看到董家协苦心维持的设施，想到老师仍认真上课，心里只有敬意，也有无奈。我们不能只在校庆时感谢他们，转身又让他们独自承受招生的焦虑。人数少不等于教育差，但同伴稀少，孩子学习合作、参与活动的机会，终究需要额外经营。
人们说，这是人口老化、年轻人外移的结果。话没有错，却也令人心酸。年轻人循著工作机会离乡，在城市成家，孩子便在那里入学。学校还站在祖辈安顿下来的地方，下一代的生活却已移向别处。少子化再压下来，捐款可以修补屋顶，却无法把流失的生源补回来。
把流失的生源补回来
环顾世界，马来西亚能守住华小、独中，并发展具有华教背景的大专院校，确是难得的文化成就。那是普通人从生活里省下来的钱，是先贤奔走与教师坚守的岁月。但历史的光荣，不能代替今天的体检。我们若只满足于学校总数，便可能看不见一所所校园正在失去成长的力量。
“华小一间都不能少”，曾经凝聚多少人的意志。这也不仅是感情用事：增建不易，准证一旦失去，日后未必争得回来。正因如此，保留准证、评估迁校，更须及早规划。我理解乡亲不舍校门、不舍校名的心情，那里面有父辈的名字，也有自己的童年。
然而，保校的承认还须回答：孩子在哪里？他们能够得到怎样的教育？若连这些都不敢讨论，再响亮的口号，也安顿不了基层办学者的忧惧。
另一种变化，则是越来越多非华裔孩子走进华小。这份信任应当珍惜，他们不是维持学校数字的工具，更不是华小困境的责任人。让各族孩子学习华文、相互理解，本来就是这片土地上值得耕耘的教育理想。
但开放入学，也需要扎实的教学准备。教总主席谢立意8月底重申，欢迎非华裔学生，同时须坚持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以及华文科的第一语文教学地位。令人忧虑的“变质”，在于华文是否逐渐退为一门科目，文化传承是否只剩节庆点缀。若缺乏合适师资、语文扶助和家长沟通，招生数字好转，也未必意味著教育根基稳固。
董总多年来推动制度化增建与迁校，方向并不陌生，难在落实。人口聚集的新社区需要学额，生源萎缩的旧社区需要出路。政府应把需求调查、校地、拨款与审批纳入长期规划；华社也须坦诚评估迁校和资源共享，同时照顾原区孩子的交通与就学，不能把困难留给最弱的一群。
及时为学校找明天
华小发展不应反覆成为华基政党争功与攻讦的题材。公平也不在各源流增建数量相等，而在同样的教育需求，能否得到同样原则的制度回应。华社愿意承担，并不表示政府可以缺席。
我仍会回乡，仍会经过母校。看著整洁的校舍、完善的设备，我更盼望能听见孩子读书、游戏的声音。我们这一代华教工作者最沉重的责任，是不能等到校舍依旧、书声已远，才承认当年守住了数字，却没有及时为学校找到明天。
2026年9月15日发表于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浑忘春秋》专栏